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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红曾说过一句痛彻肺腑的话：“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，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。”

1911年的端午，萧红出生在呼兰河畔的一个乡绅之家，本名张乃莹。

她父亲是个严峻，不苟言笑，性格暴躁的男人。8岁那年，萧红的生母去世，薄凉的父亲仅在3个月后，就娶回了继母 。但好在，这个家还有个爱她，给他温暖的祖父。

1920年秋季，在祖父的请求下，她念了小学。毕业后，父亲强烈反对她继续念中学。后来她以出家相威胁，张廷举为了维护张家的颜面，才被迫应允她读初中。

在学校她的文学素养不断提升，文学天赋和写作欲望也渐渐被激发出来。

但父亲给仅念初中的她说了门亲事，家庭富裕的汪恩甲成了萧红的未婚夫。那时，萧红对汪恩甲也是有好感的，然而，随着交往的加深，她越来越接受不了汪恩甲身上的纨绔子弟习气。萧红试图向父亲抗议，要求解除与汪家的婚约，这样的要求自然遭到了父亲的强硬拒绝。 

退婚不成她想到了离家出走，但没有经济供给的她陷入了饥寒交迫的窘境。在生活的困境和家庭的压力下，她妥协了。

回家后萧红准备和汪恩甲结婚，但汪恩甲的大哥汪恩厚却突然得知了萧红逃婚的“丑闻”，大怒之下，要求弟弟立即退婚。    

羞愤难当的萧红将代弟退婚的汪恩厚告上了法庭。然而，在法庭上，汪恩甲为了顾全大哥的声誉，居然承认是自己要求解除婚约。法庭当场宣判两家解除婚姻。

她父亲怕她再做玷辱了张家的门风的事，把她软禁在伯父家，但她被视为败类，受尽歧视，甚至遭到脾气暴躁的大伯父的毒打。

她这次想逃跑已经不仅仅为了自由，而是为了活命。幸好小婶同情萧红，帮助她逃到了哈尔滨。

这次离家，她的祖父已经离世了，她再也没有回过令她厌恶的家。

那年萧红20岁，她一个人在哈尔滨饥寒交迫、无以聊生，她信任的亲友也无力给予她支援。迫于贫困的生活，她找到了昔日的未婚夫汪恩甲，汪恩甲对她伸出了援手。

后来萧红与汪恩甲同居了，他们一起住进了位于东兴顺旅馆。这个两次逃叛又回到起点的女子，她没想到自己的奋力抗争最终还是不得不屈服于现实。

后来她发现自己怀孕了，汪恩甲将萧红留在旅馆中，自己回家向父母求情接受萧红和她腹中的胎儿，还有筹款偿还旅馆400多元的债务。

但没想到汪恩甲竟一去不复返，他把萧红和他未出生的孩子丢在了旅馆。因为欠下了巨额债务，身上又没钱，被从客房赶了出来，被监禁到旅馆二楼一间发霉的储藏室里。店主威胁萧红，如果汪恩甲还不回来，就要把她卖到道外的妓院抵债。

伤心绝望的萧红向一家报社寄去了一封求助信，报社后来派人来看望萧红，但是也无力替她偿还欠款。     

1932年7月12日，萧红打电话给报社说想要几本书看。这一天改变了萧红的命运，也使她遇到了她的爱情。

他叫萧军，笔名三郎，他第一次来到旅馆，同情饥寒交迫，孤苦无依的她，同时又欣赏她的文采，敬佩她对文学的热爱，这一天他们谈得很投机。

第二天，萧军再去探望萧红。昨天，他们一见如故，今天，他们迅速地相爱了。有时候爱情来得那样快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射中了苦难中的两个人。

后来松花江决堤，旅馆一楼被淹没，店主带着家眷去外地避难，萧红终于被一只救济船接出了旅馆。 

萧红跟萧军终于得以团聚，后来萧红的女儿降生，但在孩子生下第六天，萧红便让一个30多岁的陌生女人把孩子抱走了。这个无奈之举让她很心痛，但是自己都快养不活了，哪里养得活一个孩子。   

出院后，萧红和萧军正式同居了，但萧军没有固定收入，萧红更没有经济来源，大多数时候萧红经常是饿着肚子等萧军回家。

他们之间，除了“新婚”的甜蜜外，也有过一些隔阂与争执。有爱情没面包的感情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生活困苦的他们免不了为钱争吵。

一次偶然机会她结识了一些有识之士，扩大了交往的范围。她也重新拿起了笔，创作了多篇纪实散文。萧红的才华终于有了用武之地，她正式踏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。有了经济来源，贫困的生活因而有了生机与转机。曾经那些因饥饿和贫穷所引发的隔阂或争执，在他们的相互磨合中渐渐消退。       

在萧红的创作起步阶段，萧军给了她很大的影响，既有精神上的鼓励，也有写作上的指导，这也形成了萧红作品中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。

萧军与萧红的合著文集《跋涉》，因作品中涉及了对生活阴暗面的写实描述，被当局查禁。在朋友们的劝说下，萧军和萧红决定离开哈尔滨，暂避青岛。

她自己也未曾想到，此番离去，就是她与东北的永别，她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东北的土地。

在青岛的日子里，萧红过上了一生中少有的安适生活。他们专心写作，为了书稿出版，给鲁迅寄信求助，本来不抱希望的他们意外收到了回信。这封信他们看得热泪盈眶，激动不已，这也奠定了与鲁迅今后的交情。

在青岛还不到半年，他们又面临着流亡的命运，这次他们出发去上海，因为他们尊敬的鲁迅先生在那里。

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，二萧与鲁迅夫妇的交往越来越密切。鲁迅把萧红看作孩子，对待她，就像对待女儿，既有关怀，又有骄纵，使缺少父爱的萧红感受到了父亲的温暖。

在鲁迅的介绍下，萧红也结识了更多左翼战线上的友人，她的作品也越来越多，在上海的名气逐渐增大。

但在他们的事业如火如荼的时候，萧军与萧红的爱情却出现了裂痕。早在哈尔滨的时候一个叫陈涓的南方姑娘曾爱慕萧军，萧军也对她心生涟漪，两人经常相聚谈天说地，畅谈文学。萧军经常为了陈涓冷落了萧红，但

这段爱恋随着陈涓离开哈尔滨无疾而终。

后来做了妻子和母亲的陈涓到达上海，仅出于礼貌她去拜访了二萧。但她的到来，却点燃了萧军心中未曾消逝的旧情，他对萧红似乎越来越不在意了。也许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，它成了内心最美好的温柔。

虽然《八月的乡村》和《生死场》的出版，让萧军和萧红成为上海文坛上的新星。但精神和身体状况的不佳，使她在创作上止步不前，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，萧红去了日本，她想分开一段时间让彼此有喘息的空间。   

萧红初到日本时很孤独，没有可以说话的人，没有认识的路，不会日语的她在外吃东西都很尴尬，面对着这生疏的一切，她能做的只有两件事：一是给萧军写信，二是埋首潜心创作。但是萧军经常不给她回信，在日本，萧红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，反而因为越来越频繁的发烧、头痛和胃痛，她变得更加孱弱苍白。

后来鲁迅突然逝世，萧红的精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，她又开始发烧，对祖国的思念也与日俱增。

1937年1月9日，在萧军写信的催促下，萧红回国了，但是背后的原因让萧红绝望。

由于操办鲁迅的后事，萧军、黄源许粤华夫妇三人时常频繁接触，人家都说日久生情，在频频接触中，萧军与密友的妻子许粤华发生了有违道义的恋情，这让三人都异常痛苦。但是在道义和理智下，萧军还是努力克制了自己的感情。他开始写信催萧红回国，以结束他这段畸恋。

可是萧军与许粤华的“恋爱绯闻”，在朋友之间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，萧红回国后，在社交场合之中不断遭遇的尴尬局面，也一次又一次刺痛着她敏感而要强的心。    

虽然他们表面上保持着和谐，但一个心生厌倦，一个心怀怨恨，私下里的争吵越来越频繁。他们的争吵曾一度发展到了家庭暴力的程度，萧军多年后回忆“家暴”，他为自己辩解:有两次不是有意，只是作为军人的他力气太大，有一次确实是打过她两巴掌。

没想到两颗文坛上的新星，能够淋漓尽致批判社会的黑暗与不公，却过不好他们的小生活。

萧红忍受着深重的屈辱和痛苦，这使得她的胃痛和失眠加重，她无力再忍耐感情的创伤，只有再一次选择逃离到西安。

后来战争爆发，萧军辗转到了延安。文学界的朋友有意使他们复合，他们找到萧军，让他到西安洽谈要事。此时发现怀孕的萧红还是见到了萧军，她这次终于勇敢面对他，跟他说了分手，感情不再，她不会用孩子留住他。而萧军淡然答应，两人6年夫妻缘分到此为止。

此时，萧红已经跟端木蕻良走得比较近，他跟萧军不一样，他虽看上去怯懦胆小，但是他尊重她，欣赏她，而不像大男子主义的萧军把她当做孩子对待。   

在萧红与萧军分手后，端木蕻良对她表白，他说爱她的全部，包括她肚子里的孩子。经历过两次感情失败的萧红有什么理由拒绝呢？也许是感情脆弱的她太需要关心了，也许是她好久没感受到爱的怀抱了，总之她找不到拒绝的理由。

很快萧红跟随端木蕻良南下武汉，5月在汉口大同酒家正式举行婚礼。这场婚礼萧红内心是很感动的，前两次没有婚礼，没有祝福，就把自己交付出去了。有哪个女人不想披上婚纱，在大家的见证下走向幸福的礼堂呢。

后来战争蔓延到武汉，他们转到了重庆。

到重庆不久，1938年11月，在一家私立小妇产医院里，萧红顺利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。但是仅四天后孩子就夭折了，萧红虽然对孩子的夭折感到心痛，但她似乎也松了口气。她为端木着想，毕竟不是每个男人都能接受别人的孩子。

萧红和端木搬到了云顶山的一家招待所，但平静的书斋生活再一次被日军的轰炸打破，于是他们决定去香港。由于时间紧迫她来不及跟朋友道别，也来不及写信，就匆匆离开。他们的香港之行遭朋友质疑，他们说她“秘密飞港，行止诡秘”。虽遭误解，但萧红还是留在了香港专心写作。

不久后因为多年的旧疾越来越严重，她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肺结核。

战争的步伐跟着萧红的步伐来到了香港，端木跟朋友们把萧红转移到僻静点的地方，但连日来的惊惧和颠簸，使得萧红的病情进一步恶化，咽喉水肿，呼吸困难。

经诊断，萧红的病症是由气管结瘤引起的，必须通过手术摘除结瘤，就是这场误诊要了萧红的命。在手术后她听医生说根本没有瘤，但是此时的她已经虚弱不堪，无力说话，不久后她就永久地闭上了眼睛。

这天是1942年1月22日上午11点，萧红带着遗憾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，终年31岁。